先說今年醫師國考十月七號才放榜
選擇這時候表態應該還不算太偽善
因為全港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抵抗運動和後續響應的罷工罷課聲浪
昨天跟李爾喬閒聊時話題轉到對希波克拉底誓詞的討論
在台灣醫學系大五的授袍典禮已成為各校普遍認同的重要儀式
在從知識學習過渡到臨床工作階段
藉由儀式對應某些態度轉變應該是學校高層認為培養道德責任感的重要環節
只參加過北醫當屆的典禮一次具體流程也不太記得
典禮的高潮便是醫學生群起高聲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詞／日內瓦宣言
不管前者後者
對於醫師該不該有拒絕病人的權力
相關的宣示都只是曖昧帶過
（怎樣才被認為是「我的病人」？所有來到面前的病人？已繳交看診費用的病人？經醫師同意接受為其診療的病人？）
所以對於「醫師是否有拒絕提供治療權力」這個看似無爭議的問題
想表達一下立場
我相信所有人都應該擁有在經歷自主思考之後信仰或棄絕教條規範的自由
並且依此為自己負責（先是道德層面再來才是法律層面）
不存在也不應該存在強行套用至高無上的法則
理想上透過長期生活經驗的累積
一個醫師應該或多或少可以在倫理規範和個人價值認定上找到一個平衡
（所謂提供治療的底限在哪裡？該不該幫病人墮胎？該不該分一半的刀房時間作自費手術？該不該在家屬無法決定時引導做出DNR與否的決定？各種具體事例不勝枚舉）
大多數時候都能保持兩方相安無事
但這種妥協還是會有遇見不可解決衝突的時候
因此當遇到完全不相容的衝突
我傾向自作主張而不是和誓詞宣言面面相覷而做不了決定
李爾喬認為救人與否不只宣言更是實踐
是有客觀對和錯的倫理學討論
而今日會有這個對醫師義務看似清晰的共識也有他邏輯上的原因
並非惡意的思想箝制或是全然不理性的概念強加
應該從臨床工作的反省嘗試接近那些潛在的法則
於是有以下情境題
今天馬英九有鑒於三月持續至今的學運動亂宣布台北戒嚴
軍警全面啓動圍捕嚴懲所有高聲宣揚台獨意識的人並立即以叛亂罪議處死刑
而後就在這個當下他遭逢意外被送到鄰近的萬芳醫院急救
因為急診室遭逢軍警掃蕩
相關醫護人員因為前一天在臉書連署反政府言論全被逮捕
只剩下位階最低的一名PGY住院醫師留守
這時候你該救他嗎
又是殺一人救千萬人的火車岔路難題（還要再加上醫師身分的道德約束）
不救似乎會有某些說不清從何而來的道德瑕疵
但如果經由自主邏輯思考而下決定並接受後續的心理評斷壓力
放手不救就一個醫師的決斷而言能被接受嗎？
他是否違反了誓詞宣言？
他違反了醫師法的哪些法條？
他之後（就算僥倖逃脫法律制裁）還有資格繼續當醫師嗎？
這些問題的對錯是否應該有一致性的準則？
應不應該由實際下決定的醫師公開答辯？
最後
關於罷工罷課我想說的是
三月也好九月也好我不罷工罷課（用畢業前後作區分嗎？）
並不是因為認真信奉醫師不能拒絕提供治療的說詞
也不是因為同意當有毀滅性的衝突鄰近的時候還是要義無反顧敬業地待在崗位上（合理化勞動的下流說詞邏輯上不堪一擊）
而是因為基於某些自主思考之後做出的選擇
在臨床工作上存留對某些病人的道德責任（但並非所有人）
以及當前身為只握有粗淺知識仍在學習階段的醫學生對知識技術學習的重視
而最終的選擇和職業並無本質上的關聯
所以不要再告訴我醫師沒有拒絕病人的權力
